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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益太大、太多了。总漕的权力范围和漕运总兵、漕运参将、地方州府、河道总督以及都察院、六部都有牵扯，作为专项总督，和这些部门及官员既有合作，又有管理权的争夺，因此很少有总漕能干长远的。
王宗沐，字新甫，浙江临海人。嘉靖二十三年进士，隆庆五年从山东左布政使位置上被提拔为总漕。
这位老兄属于典型的明代精英，半瓶子醋就敢晃荡，就任当年即上奏隆庆帝恢复海漕。他的奏章朱翊钧根本看不懂，特别不懂的内容如下：
“......夫东南之海，天下众水之委也，芒渺无山，趋避靡所，近南水暖，蛟龙窟宅......又其地高而多石，蛟龙有往来而无窟宅。故登州有海市，以石气与水气相搏，映石而成，石气能达于水面，以石去水近故也......可以佐运河之穷，计无便于此者。”
朱翊钧一脑袋问号，不知道这“蛟龙窟宅”和“石气水气相博”是什么东东。其他地方倒是看明白了，但没有任何效益和工作量分析，对海船和内河船的区别提都没提，大意是淮安东边，一直到登州、莱州地区的海域里面海岛多，可以避风，水也浅，可以用来运输漕粮。
和奏章一起上报的，还有这位老兄写的《海运详考》和《海运图》两本着作为附件。朱翊钧翻了翻，图倒也罢了，当代制图水平本来就不高，朱翊钧也不苛求。
那《详考》里面全是元代到永乐年间海运成功的案例，至于怎么干的，船啥样，管理机构怎么运作，翻遍了也没找到一篇，气的朱翊钧直翻白眼。
朱翊钧不知道的是，清代《四库提要》里面是这么评价王宗沐的：“宗沐盖掇拾”《大学衍义补》之陈言，以侥幸功名。不知儒生纸上之经济，言之无不成理，行之百不一效。观之宗沐，可以为妄谈海运之炯戒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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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宗沐提倡海运尽管有这般那般不靠谱，但是其一心为国之意，朱翊钧还是要大加鼓励表彰的。而王宗沐对漕运的贡献不仅在于尝试海运，他在漕运折色改革上有真正的真知灼见——这回不是半瓶子醋了。
明代漕运还有一大弊端，即为征收漕粮时的加耗。宣德年间，明廷颁布了运输漕粮的加耗则例：每石税粮所加耗粮：湖广为八斗，江西浙江为七斗、南直隶为六斗、山东河南三斗。
尽管有了则例，但是各级官府能放过交粮的小民吗？所以有别的加征，如“两尖米、鼠耗米、补湿补润米、筛飏米”等等名目，还有漕船通关的加税以及建造漕船的料银摊派——杂七杂八加起来，一石米的加耗基本也是一石米，也就是说漕粮的征收一直处于翻倍状态。
这般加耗，当然会导致民不聊生。后来朝廷无奈，加上各供应漕粮的省份有此起彼伏的灾情，后来明廷对漕粮征收进行了改革——折色。即不收大米，直接收银子、铜钱。运到京师后，再用这些钱来买米——商人运粮，这些加耗就没有了，只有过关的税银。
这折色法从成化年间十万石开始，一路飙升。到嘉靖时期，最高到二百一拾万石，占据全国漕粮一半以上。到了隆庆帝，成了定例，每年一百万石，一直到朱翊钧主政。
折色征收漕粮开始是为了解决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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